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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瓷史上的最后亮点
沈岳明
沈岳明(右二)
龙泉窑其悠久的烧造历史、密集的窑址分布、庞大的生产规模,其他窑系无法比拟。1988年大窑龙泉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窑枫洞岩窑址位于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北1.5公里的岙底,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窑址进行发掘,揭露了一系列烧造遗迹,使当年生产面貌得以完整复原;发现的遗物种类丰富,并找到一系列明代烧造宫廷用瓷的实物依据。这些重要发现,推翻了明代龙泉窑已经衰落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青瓷史上的最后亮点。
一、缘起和申报
2002年之前我们一直在慈溪上林湖一带做越窑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此年,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报告编写完成并出版,还组织召开了越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就有了逐步转向对龙泉窑进行调查、发掘和研究的计划,主观上从我们本身研究的需要考虑想做一些工作,因为真正科学的龙泉窑址的考古发掘仅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两次。五十年代的发掘,由于其目的主要是为龙泉窑的恢复生产提供考古学上的依据,所以发掘面积不大,虽然有六个发掘点,但总共发掘面积仅600多平方米;而七十年代的发掘主要是为配合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建设而开展的,位于龙泉东区,年代主要为元,其产品也代表不了龙泉窑的全部内涵;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墓葬、窖藏和遗址中也出土了不少的龙泉窑瓷器,但仅仅依靠这些材料,若想复原龙泉窑的整个发展历史,其原有考古材料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了。客观上龙泉窑在社会上也是一个持续热点,世界各大博物馆基本上都有龙泉窑瓷器收藏,龙泉窑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大的,考古工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需求。当然在工作开展之前,我们对龙泉窑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找出龙泉窑研究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以及比较迫切的问题,如龙泉窑始烧年代问题,国内外有多种观点。有三国、南朝、唐、宋等不同的不同说法。龙泉窑在北宋末年即已进入官府视野,成书于绍兴三年(1133)的《鸡肋编》“龙泉佳树与秘色瓷”条:“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枫木……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说明北宋末年,龙泉窑应该有按照“禁庭制样”生产的瓷器。而黑胎青瓷历来是龙泉窑中备受关注的产品,其小巧的器形、规整的造型、接近南宋官窑的胎釉特点以及多仿青铜礼器造型的审美取向,表明了其功用和使用对象的特殊性。这类产品的性质一向有官窑、仿官和哥弟窑的争论,对其生产年代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更遑论全面了解这类产品的器物特点与组合、工艺特征乃至生产管理方式等等。另外元代宫廷曾在江浙行省烧造祭器。《元史》卷七十四《祭器三》记载:“中统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建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元史》卷七十二《祭器志》第二十三《郊祀上》中列举的祭器就有“青瓷牲盘”“青瓷盘”。元末明初江浙行省生产青瓷的以龙泉窑最为有名,故此专家学者认为龙泉窑承担了为元代宫廷烧造青瓷祭器的任务。那么,元代祭器究竟是什么形制,烧造祭器的窑场又是哪里?而《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说明处州(龙泉)和饶州(景德镇)一样承担了为宫廷烧造瓷器的任务。又,《明宪宗实录》“天顺八年正月条”记载:“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说明天顺八年之前,浙江龙泉有宫廷内官监制烧造宫廷用瓷。朝廷下样、内官督陶是景德镇御器厂的建制,那么,同样是朝廷下样且内官督陶的“处州官窑”究竟何在?不过最先列入议事日程的并不是明代龙泉窑,而是龙泉窑的宋代黑胎青瓷。我们知道一说起龙泉窑总是会提到哥窑与弟窑,黑胎和白胎,现在一般把龙泉窑那些黑胎的、开片的叫做“哥窑”,把不开片的叫做“弟窑”,这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龙泉窑有黑胎也有白胎,对于黑胎青瓷学术界的看法一个说它是“龙泉官窑”,另外多数的意见认为是“仿官”。但仿官到底是仿哪一个“官”?是仿北宋官窑还是仿南宋官窑?但不管怎样,龙泉的黑胎青瓷一定是跟宫廷有关的。所以我很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看看能不能通过发掘找到一些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不过在向我所前辈牟永抗先生请教关于龙泉窑考古工作时,牟先生说出了自己对黑胎青瓷考古工作的担心,因为龙泉黑胎青瓷最为典型的溪口瓦窑垟窑址自民国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盗掘,原生地层堆积恐怕已经无存。出于现实,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先从晚段龙泉窑做起呢?当决定新时代的龙泉窑考古工作从明代龙泉窑做起,那么明代初年龙泉窑为宫廷烧造瓷器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此前学界多认为明代龙泉窑己经衰落了,龙泉县志明确说“化治以后,质粗色恶”。而此前考古发掘所出较好的遗物基本上都是早期如宋代的,龙泉东区发掘所出为元、明时期,器物相对质量较差,因此总体的感觉就是龙泉窑到了明代确实有衰落。但《大明会典》却明确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定“行移饶、处等府烧造",饶州就是景德镇,处州就是丽水龙泉窑,这个具体的烧造地点到底在哪里?
事有凑巧,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蔡玫芬先生正在整理台北故宫保存的一批元明时期青釉刻花厚釉产品,常规判断应该是龙泉窑产品,但没有发现过具体的产地信息,带着对其来源的困惑来到浙江,我们一起在丽水、龙泉等地考察,但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产品。后来考虑到丽水地区曾属温州管辖,有可能早年工作时的标本存放在温州,是否能在温州找到相关标本。所以我们随即又辗转到温州,当时因为温州博物馆要从江心屿搬新址,所有藏品包括瓷片标本等都已打包,等待装运。不过在伍显军的大力协助下,我们在有限的标本中还真找到了少量青釉刻花厚釉产品。应该说这次考察的收获是比较大的,也更坚定了我们先从明代初年龙泉窑为宫廷烧造瓷器做起的决心。所以此后我们一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要求发掘明代龙泉窑。不过最初申报的发掘点也并不是枫洞岩,而是岙底的“官厂”,因为从温州回来后,我再去翻阅朱伯谦先生的龙泉大窑发掘简报,发现简报中提到在“官厂”旁边的山头埕窑址发现过蔡玫芬先生提到过的元明时期青釉刻花厚釉产品,只是当时没有将其断为明代,而当成了元代产品,因为这些器物总体上器型硕大,符合元代龙泉窑大器的特征。而“官厂”的深义也是必须考虑的事情。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我们的发掘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程进行,申请的过程也比较复杂,并延续了多年,但在这个过程中的2005年,有不法分子对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盗掘。在发现的器物中就有明代早期龙泉窑为宫廷烧造的产品,盗掘活动客观上也加快了审批的进程。
二、发掘和收获
200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对龙泉窑进行发掘时,我们先对被盗挖的枫洞岩窑址进行抢救性清理。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共布探方26个,发掘面积1700余平方米。揭露了窑炉、作坊、住房、储泥池等遗迹,出土瓷器总数达16万3千多件,重量50余吨,并采集了大量的匣钵、窑具等标本。当然,从解决龙泉窑历史疑案的角度看,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文献记载的明初龙泉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场,而且区分出洪武和永乐时期的地层和产品,从此,龙泉窑也能像景德镇产品一样,有了洪武龙泉窑、永乐龙泉窑,尽管还不很成熟,但这在龙泉窑研究史上是第一次,这应该是龙泉窑考古的重大突破。
应该说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就是明代地层的确立,特别是伴随地层中纪年文字的出土,使许多以前被认作是元代的产品,如今均可判断为明代初期,这对龙泉窑的编年断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枫洞岩窑址虽然其年代是元代晚期到明代,而出土物集中在明代。在TN12W3Z-10.2、TN16W3Z-10.2等探方内都发现了明确的明代地层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特别是TN15E4Z-5.5探方中明代地层深达6.5米,划分出了23层。经过初步推断其时代可以从明初到明代中期的正统、成化前后。以前一直认为龙泉窑到明代就衰落了,但是现在不仅找到了明确的明代地层,而且从堆积看生产延续的时间也相当长。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种类丰富繁多的各类器物。而这些器物都出自明确的地层,这对于龙泉窑的整个分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依据。而且在这些器物中找到了龙泉窑生产官廷用瓷的证据,因为其中有一类产品非常精致,与其他普通的龙泉窑瓷器完全不同。而且不是单件,是一批,这就应该是文献中记载的“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的专为宫廷烧造的瓷器。这些器物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型硕大,有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碗、盘、高足杯,其中碗、盘数量最多。胎普遍较厚,胎色白,多次施釉。釉色均匀莹润,分光素和刻花两种,梅瓶、玉壶春瓶、执壶等器形刮足垫烧,碗、盘裹足施釉,外底部刮掉一圈釉,用来垫支具。刮釉工艺规整精致。这批瓷器主要出在洪武、永乐地层之中,也可在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中找到相同的器型,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伊朗阿德贝尔神庙都有类似的器物收藏,显然不是一般的产品。另外,这些器物与景德镇明代御器厂遗址发掘出土的同时期瓷器在纹饰和造型上完全一致,不同的只是釉色和装饰手法:一个是青釉或有刻花,一个是青花透明釉。龙纹图案中同样有五爪龙,我们知道五爪龙纹饰非一般人能使用,尤其是明初是非常严格的御用产品。在出土的一件盘外底刻了一个“官”字,这就可以说明,这件器物就是为宫廷所烧,刻“官”字以示区别。最有意思的是在一件垫具上刻了比较多的文字:“三样三个,花;三样三个,内花一个;二样三个,光;四样两个,光;二样碗五个,花”等字,在出土的双鱼盘里也可看到印着“弍号”字样。景德镇龙珠阁御窑遗址发掘中也曾发现不少瓷样标本,如“四十九号十八样”等。这些特殊的文字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当时宫廷“须定夺样制”规定的反映。宫廷下样,窑场根据这个样做出相应的样品,这个样品不是最后的成品,而是中间过程中的形态,尚需由宫廷或经督窑官审看,如符合要求就照样制作,若不符合宫廷给样的意图,还需修改或者重新制样,这是当时宫廷用瓷的主要生产方式即“制样需索”。这样的文字刻在垫烧的窑具上,不但写明有样品,还标示出了样品的数量,这在陶瓷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另外还在一些印模上发现有“永乐九年”“永乐辛卯”等年号,印模上与年号同时出现的还有纹饰,这样的两相结合,对判断有这一类纹饰器物的年代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综合这些发现,特别是洪武、永乐时代的宫廷用瓷,质量非常高,这应是对“龙泉窑到明代己经衰落”观点的一种颠覆性发现。在发掘结束后的专家论证会上有专家这样评价:“这是中国青瓷史上最后一个亮点”,明代早期的龙泉窑是一个高峰而不是衰落。
当然,除了遗物,发现的遗迹也是非常丰富的,其中有保存完整的明代窑炉,窑尾摆放大型匣钵的情况揭示出当年烧造技术的进步。存货居住的房子,制作成型区的储泥池、辘轳坑,备料区的淘洗池等一系列的生产遗迹的揭示都为复原当时窑场面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窑炉旁的房屋院落基址,院落以鹅卵石铺地,并拼成菱花格图案。此房有一门与烧成区的窑炉区相通,当与烧窑点火前的祭祀仪式有关。房内的地面上还发现印有“颍川祠堂”铭文的瓷片,这个房屋应是当时的窑神庙。可以说,本次发掘完整地清理出了古代制瓷手工业工场三大功能区,这在迄今开展的陶瓷考古发掘工作中还是首次。
不过枫洞岩窑址发现以后,关于其窑场的性质也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人们常常因为其烧造的产品流向是宫廷而将其称作官窑,其实如果枫洞岩是官窑,其产品应是十分纯粹而不能什么都有,但我们现在发现出来的各种姓氏铭记都有,这在官窑中肯定是不应出现的。另外在器物和火照上都发现了“官”字款。这个官字就是为了和民用产品区别开,如果是官窑全烧官用的就没有必要再刻“官”字了。中国宫廷用瓷的发展途径经历了三个模式,时间上有先后也有重合,第一个是“贡窑”的模式,主要是唐五代时期,将地方土产进贡给皇帝,当然也夹杂着对皇帝喜好的揣摩。第二个模式就是“制样需索”,就是宫廷给样,由窑场来生产宫廷用瓷,并且定量。宫廷是订户,你完成后可以适当免去烧造者其他的赋役等。第三种模式才是“官窑”。官窑就是完全由宫廷自己组织生产、自己管理、自己控制产品的流向。现在知道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的记载,北宋官窑的情况还不清楚,南宋官窑经过发掘证明确实就是为宫廷烧造和生产的。官窑就是有自己的生产和管理制度,有对自己产品的处理方式,景德镇“御窑厂”其实就是宋代文献所称的“官窑”模式的进一步发展,而龙泉窑这次发掘表明龙泉窑还是这种“制样需索”模式,所以可以确定枫洞岩窑场为承接中央王朝订货生产官用瓷器的著名窑场。不过这批宫廷用瓷,其废品的处理方式不混杂于一般的民用品,而是单独堆放,枫洞岩窑址的性质与景德镇明初为宫廷烧瓷窑场的性质应该一致,而且在《大明会典》和《明实录》中常常将龙泉窑与景德镇相提并论,说明至少在成化以前,龙泉窑与景德镇的性质是一致的。
沈岳明,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后长期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2018年被引进到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工作,现为复旦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主持发掘的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和慈溪上林湖寺龙口窑址发掘分获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主持的浙江慈溪上林湖寺龙口窑址发掘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二等奖。出版有《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哥窑的新发现》等著作二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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