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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愧疚
刘传东
灰色对襟长袖,微弓着背,上唇留着短须,脸部消瘦……79岁的老父亲走进乡下老家的房间。“大,我钞票给几百块您用呐,以前都不知拿钱给您用。”“给多少?”“给三百吧。”我一边想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3张百元大钞递给父亲。
“三百,不要这么多咯。”“拿去吧!大,您拿去慢慢用吧。钱,我现在有呢。”说完我醒了过来,原来是个梦,梦见父亲了。父亲离开我们已33年了,可梦中音容笑貌与生前一模一样。
我父亲生于1911年,一辈子务农,不胖不瘦,平时喜欢将一头花白的头发向后梳理得整整齐齐,加上白净微红的脸色,显得挺像个村干部,我单位里的同事都说我父亲“真整洁,不像农民”。
在生产队里,父亲是十多个叔伯兄弟中唯一能为生产队记工分的。因为年少时曾读过二三年私塾,识几个字,1950年政府实行土地改革时,就把父亲叫去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组”。土改结束后,家里分来了田地山林,他又回到家中继续种田。父亲于1951年入党,从此便开始担任农村干部,直至人民公社,一干就是30年,直到70岁时才不再管事。
父亲对人热情好客,如果是舅舅们来了,他还会生起灶火烧粉丝面条请客人吃点心,吃饭时会不时往客人碗里夹带鱼肉等好菜。至今受父亲的影响,每当家中请客,我也会给客人夹菜。
父亲一介农夫,但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生产生活中做到以身作则。记得生产队里有规定:社员家里的猪粪一律要提供给生产队种粮种蕃薯,不准给自己家自留地使用。有次,我哥私下挑了一担猪粪到自留地里种蕃薯,父亲得知后批评说:“你这样做,人家知道了,叫我怎么讲别人呢?”直到我哥将猪粪挑回生产队地里才罢休。
父亲吃苦耐劳,是生产劳动的能手,他犁的田总是又深又细又彻底,负责耙田的社员都说我父亲犁的田特别好耙。每年给水稻除虫时骄阳似火,背着装有30多斤农药水的喷雾器除虫,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干,我父亲就自己带头,最后因农药慢性中毒患上了羊癫疯病。这病一发作就口吐白沫,躺倒地上不省人事,起码要半小时后才苏醒过来。有一次,父亲手提刚烧开的茶壶,准备往热水瓶里充开水时病发作了,好在身边有人上前扶住,父亲才没烫伤。
白天与社员一起下地干活,父亲晚上还常常要走7里多路上大队部去开会,而且没有报酬。每当这种夜晚,当站在家门口看到远方一晃一晃的手电筒光,我们就知道是父亲开会回来了。父亲在村里成了最有威望的人,村民一旦有矛盾纠纷,都会请他去做思想工作,只要他出面,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村成了整个安仁区的模范村和样板村。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总是教导我们:做人要善良,对人要客气。不能九腔十三调,油嘴滑舌。教我们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大哥、大姐、大姐夫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村里都是生产能手和生产队长。大姐还成了大队的妇女主任,一干20多年。父亲既是我们兄弟姐妹的楷模,也是我们和九亲六眷的“偶像”,我们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几乎没怎么上过医院,但1989年4月6日上午,我却突然接到大哥电话,说父亲突发剧烈头痛躺倒床上已意识模糊。我立即与妻子乘车赶回农村老家。我坐在父亲的床前,父亲一直在念叨我的名字。医生说是高血压导致父亲脑血管破裂,引起重度中风,除非上大医院去开颅抢救。对此,我们兄弟姐妹商量:父亲年事已高,既然不能保证救得活,不如让父亲免受开颅之苦。4月9日下午4时许,父亲溘然长逝。
至今,令我仍深感愧疚的是,我那日站在父亲床前时,我父亲居然说:“你们钞票给几块我用啊,我无钱用啊!”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把给父亲的零用钱疏忽了。平时只知道买药、买保健品、买衣裳给他老人家,满以为他另外不需用钱了。我连忙掏出一张拾元钱递到他手里,父亲竟开心地笑了。时至今日,每当想到父亲看到钞票时的笑,我就愧疚得泪水满眶,深感太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亲了。亲爱的父亲,您能原谅儿子的疏忽吗?
这就是我至今仍梦见父亲的缘故吧?但愿父亲在九泉之下再没有病痛,再没有困苦……父亲,如果有来生,我真的还想继续做您的儿子!
